-
生产效率
人工智能带来的，是大规模失业，还是“少干活多拿钱”？
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
未来的人们可能有两种工作方式：
第一种：服务于人工智能的各种工作，成为AI与客户的接口；
第二种：每天做你最想做的事，最好是创造一些从来没有人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，你的收入除了AI时代统一的“国民收入”外，大部分来自你“玩”的结果，具体是多少，完全由人工智能跟你结算。
以上是猜的，但也有点根据。
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影响，产业界的共识是：跟之前数次机器大规模取代人工一样，AI在消灭某些职位的同时，也在创造新的职位，但新职位与旧职位之间的关系、数量、时间、过程，可能会有颠覆性的变化。
去年，《美国经济评论》 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《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：技术对增长、生产要素分配和就业的影响》（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: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, Factor Shares, and Employment）的论文，由麻省理工经济学院的Daron Acemoglu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经济学院的Pascual Restrepo教授撰写，前者被认为早已预定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枚。
因为长期关注“AI对职场就业的影响”这个话题，虽然我的英文水平不高，还是在百度翻译的帮忙下，连蒙带猜中看完了整篇论文。Acemoglu在这篇论文用了一个模型，很好地描绘了新职位与旧职位此消彼长的整个过程，非常有价值。
传统的增长理论中，增长取决于“资本”和“劳动力”这两个内生因素，以及“技术”这个外生因素。Acemoglu这篇论文的框架是研究“技术”在“资本”的作用下，对“劳动力”因素的影响。所以，思考方式是纯经济学的，但研究的对象非常有现实意义和前瞻性。
在他的模型中，“大规模失业”和“少干活多拿钱”可能是两种并存的场景。
少干活多拿钱？
Acemoglu把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成两个部分：一部分是AI取代人的工作，另一部分是AI创造新的职位。
技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，从而减少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，这是AI的第一个影响——自动化的替代作用，这也是大量影视作品渲染的“人类被AI统治”的恐怖场景，或者“资本家利用AI赚了大部分钱，广大劳动人民失业，极度贫富分化”的悲惨场景。
其实，AI对人的替代作用不过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有的“自动化对劳动者替代”的延续，那么以史为鉴，Acemoglu认为，但如果你把资本的因素加进来考虑，就不一样了。
首先，新的AI技术必然有新增资本进入，就带来了全新的工作职位，这是AI的第二个影响——技术变革补充劳动力。
上图显示了1980年到2007年间，美国的总就业人数增长了17.5%，其中的一半是由新职业带来的。
企业投入资本用AI取代人工，为的是提高资本回报，企业效益提高后，剩下来没有AI取代的职位，收入反而是上升的。
肯定有人会说，不对，不能看平均，AI取代人工创造的财富，大部分流入资本家的口袋里，而那些失去工作的人，可能永远无法适应新产生的职位，收入必然是下降的，这造成了整个社会加速贫富分化。
Acemoglu认为，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暂时失衡，资本的力量会让其再次恢复均衡。过程可能是这样的——
资本用AI取代人工的前提是劳动力太贵，可一旦某个行业失业人数太多，就会压制该行业的工资，让这个行业的人变得相对便宜，资本就会失去AI改造的动力。
于是就进入“AI技术发展平台期”，此时，在周边行业将出现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。
资本进入AI创造出的新兴职位（比如软件行业）后，因为不能立刻得到足够的劳动力，就会出现高薪职位。这些职位会吸引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加入，其他行业又会空出职位，一级级地吸收相应的劳动力。
所以被AI取代的劳动力并不需要重新学习劳动技能，他们在遭遇一段时间的失业后，很快就能重新找到跟他们原来相同或相近的工作——就像《美国工厂》里福耀玻璃带来的工作机会。
这就是“AI技术发展平台期”，就像排队一样，每个人都进了一步，重新找到自己更理想的位置，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均衡。
然后，随着该行业人力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，一旦行业的技术发生突变，均衡被打破，出现了更高性价比的AI技术，AI取代人工的老故事又将重新开始。
总之，AI对人类社会就业的改造将会是一个长期而渐进又不可逆的过程，资本、劳动力、技术三股力量将会相互制约，技术跃升期和技术平台期将交替出现：
当资本的长期租金率比劳动便宜，就是“技术跃升期”，自动化技术将迅速发展，劳动力将变得多余，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劳动力比资本的长期租金率便宜，就进入“技术平台期”，经历前面说的一系列复杂的变化。
总体上看，Acemoglu的模型是非常乐观的，AI导致的失业率的上升，只是恢复均衡过程中的阵痛。虽然AI取代的职位将多于AI创造的新职位（因为劳动效率上升了），但由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，企业盈利将通过税收，惠及更多的人。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说，全社会总的劳动时间变少，但平均收入却上升了。
感觉整个世界都向“少干活多拿钱”的方向发展，但未来具体会是怎样一幅场景呢？
Acemoglu的模型不可能告诉我们。不过，这篇论文让我想到了我前两年亲身经历的“AI导致失业”的例子——阿里对广告设计的改造。
AI干掉设计师
企业要进行一轮市场推广，一定会把大量的广告推给消费者。这些广告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，至少要经过“策略——创意——制作——投放”四个阶段，分别由不同类别的广告人员承担。
这个流程最大的问题是决策复杂、时间过长，我最早加入广告行业，服务于一家汽车厂商，它们的新车型早在推出一年前就要开始做广告策划案。
但从2014年开始，我见证了AI对这个行业的改造——阿里巴巴推出的首先针对淘宝卖家的“鲁班AI”，你只需要定义几个核心的关键元素，系统会自动生成一系列的广告Banner，这就干掉了“设计师、文案”的工作。
甚至还干掉“创意总监”这个职位，因为系统同时提供流量测试的环境，你可选择点击率高的、或收藏好的、或转化率好的方案，来实现不同的广告传播意图。
所以，这个系统理论上说，可以帮助小商家节省人力，帮助中等卖家提高广告转化效果；帮助大型品牌商优化广告流程、提高推广决策效率。
非常明显，“鲁班AI”如果未来真的技术成熟，成本可控，完全有可能推广到淘系以外商家的营销场景中，必将导致广告产业链上很多职位的消失，大量广告人失业。
但另一方面，这个系统让“策略”和“评估”这两个广告环节变得更加重要，需要增加新职位。
首先，系统要产生广告，需要你去定义一系列精准的关键词。这部分工作之前就存在，只是实际分布于策划、设计、文案各个执行环节，但在AI设计时代，它被前置了，而且需要一个专门的职位去负责精确的定义——
一个新的职位就诞生了，它有可能还叫“策划”，但工作重点完全不同，需要深度理解并配合这套“AI系统”的工作方式。
当然，我相信随着“机器学习”的发展，未来的AI设计并不需要“定义关键词”，它应该从过去你的广告中“主动学习”你的需求，也就是说，这个“新职位”也可以被取代。
但问题在于，“策略性思考”在广告行业中是永远不会消失，也无法被AI学习，只能再次被前置到产品策略、消费者策略、渠道策略甚至企业战略等等更早期的环节、更高层的思考范畴。
再看AI设计后端的“测试、评估”环节，也同样如此。
之前的“广告测试”因为很麻烦、准确度有限，只有大型推广才用。但AI设计的出现，将会使“广告测试”成为标配。这样，就需要配合AI设计测试方案，解读测试结果，实际上又是一个新职位。
还有“广告效果评估”，之前只是媒介人员附带的一项工作，主要作用是丰富结案报告并向广告主邀功请赏，但在AI创意时代，它将直接关系到“机器学习”的能力，实际上又成为一个新创造的职位。
回头看，AI每“攻陷”一个工作环节，都会在这环节的上下游产生一些新的职位，以便让“自己”的工作更有效率。
当然，新职位更少不了“人工智能、机器学习”等等直接服务于AI的职位。
很多人要问了，看来看去，好像多出来的都是策划、分析一类的职位，好像只有创意人员被干掉了啊？
事实上，创意人员被没有被干掉，而是去做更能发挥他们能力的事了。
这就是“玩”！
未来人类的工作形式就是“玩”？
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未来（即“弱人工智能”时代），AI是不能创造任何新的创意的，它们只是把现有的创意分解成各种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，然后重新组合。它们并不理解这些结果，它们理解的只是数据的相关性，而非逻辑上的因果关系——后者是人类独特的能力。
AI不但不能创造任何新创意，它还需要被“喂”海量的新创意，才能更有效率的工作。现在“喂”给AI的，都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作品，但未来竞争的加剧，一定会需要更多新的创意。
而产生这些新创意，才是创意人员的新工作。
在过去以及现在的广告流程中，创意人员必须进行商业思考，必须知道广告主而不是消费者如何看自己的创意，甚至只要凭这种能力而不是真正的创意能力，就能拿到高薪和升职的机会。
这种工作模式是对很多有才华的创意人员的极大浪费，所以，AI是创意人员的解放者，而非终结者——
一旦AI成为创意人员和广告主之间的桥梁，创意人员将从本不属于他们的商业思考中解脱出来，回归更纯粹的艺术创新活动，至于这些想法如何被商业化，这才是AI要考虑的事情。
我不知道未来的创意人员的工作形态是怎样的——这是科幻作家擅长的领域，可能跟现在的画家、作家类似，完全自由的创作，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工作形态。
他们怎么获得收入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大概率不会象现在这样按月拿工资，也不一定像现在的画家一样卖画，像作家一样收版税，可能是一种我们想像不到的收费模式，但一定会有新的方法出现。
在高度分工的工业时代，没有工作的闲人是可耻的，但未来的创意人员工作跟休闲的界限可能非常之模糊，同时又能以某种形式获得收入。
劳动将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
最近的美国大选，民主党跳出了一个叫杨安泽的华裔候选人，提出了“每人每月发一千美元，以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”的竞选核心主张，这个口号看似民粹，实际上，从本文的“AI对就业不可逆转的改造”来看，杨安泽的思想可能是非常超前的，所以他支持者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硅谷，包括艾隆▪马斯克。
每人每月发一笔，现在是一项临时救济，未来可能成为全民的“国民收入”，这个收入的基础上，每个人都能通过“玩”而非正式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。
工作之所以会让我们觉得无聊，一是因为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个刻板重复的内容，让我们了无生趣，二是因为为了在公司这一类极权的组织形态中生存，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个性和生活习惯。
AI刚好在我们厌恶的这一部分工作中更有优势，它在做刻板重复的工作时最有效率，而且没有个性，不怕成为极权的奴隶，把这一部分工作剥离之后，很可能未来适合人类去做的工作，其形态会发生本质的变化。
这可能才是前面说到的“全社会总的劳动时间变少，但平均收入却上升”的真正原因。
劳动将成为劳动者真正的权利，而非义务。
作者：人神共奋
来源：https://36kr.com/p/5257219
-
生产效率
中国企业远未实现数字化 生产效率严重偏低
[摘要]中国目前仅有20%-25%的小企业采用互联网营销，而在美国，这个比例是75%。
8月4日，《经济学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近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企业的评论文章。作者认为，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实现网络化和数字化，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。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内容。
乍看之下，中国似乎以极大的热情实现了网络化和数字化。阿里巴巴、腾讯和京东等著名网络公司似乎证明了这一点。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。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产业——去年的产值超过3000亿美元。阿里巴巴即将进行IPO,其规模或将创全球历史之最。
但是，有人认为，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实现网络化，也没有参与云计算和“大数据”分析等技术趋势。这种观点也许令人诧异。然而，这正是麦卡锡全球研究所（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，MGI）于7月24日发布的报告的结论。MGI发现，中国仅有五分之一的公司使用了云存储技术，而美国有五分之三的公司使用这一技术。中国企业仅将2%的收入用于信息技术研发，这一比例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。即使是中石化和中石油这样的大型国企，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也十分吝啬。MGI的结论是，中国的大部分企业还未能享受到互联网在企业营销、供给链管理和合作研究等方面带来的众多好处。
自2010年以来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四分之一。然而，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财政刺激政策下的巨大资本支出，因而是不可持续的。事实上，中国许多企业（出口企业除外，因为它们必须同高效率的国外公司竞争）仍然效率低下。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，尤其是官僚主义、政府干预和严重倾斜的企业补贴等。MGI认为，这种局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——企业未能实现网络化和数字化。
尽管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拥有上百万商家，但仍有无数商家仍然没有利用互联网营销。目前，中国仅有20%-25%的小企业采用互联网营销，而在美国，这一比例是75%。中国地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5%左右，原因之一就在这里。在英国和巴西，这个数字分别是90%和95%。
可喜的是，尽管已经落后，随着中国企业网络化的进展，它们的生产效率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提升，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。廉价劳动力的减少给中国带来的担忧也会减小，中国经济将更多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。由于互联网促进了企业竞争，提高了价格透明度，大企业的利润率降低，它们将被迫寻求新技术的支持。MGI预计，在中国，“变革的大潮已经开始”。
在中国工业的各个领域，网络化程度最高和最低的企业之间都有着显著的差异。例如，有的汽车制造商采用实时数据来优化供应链和运输，其库存周转速度比其他公司快四倍。在中国的搜索引擎“百度”上，潜在购车者每天的搜索总次数高达1000万次。因此，中国企业利用互联网降低营销和销售成本的空间很大。外国的汽车制造商——如大众汽车（Volkswagen）——已经开始在他们的官网和中国的 “天猫”网上直接向中国消费者销售汽车。有些汽车厂商已经实现了汽车联网，例如通用汽车公司（GM）推出了安吉星（OnStar）服务。这意味着，汽车经销商可以远距离检查用户的汽车，并向用户发送维修提醒，这不但可以降低成本，也可以提高顾客满意度。
数字革命能够带来多方面的好处。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，民营企业一直存在着资金不足的问题。但是，阿里巴巴和腾讯现在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市场秩序，使民营企业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小额贷款。依靠这些资金，小企业也可以发展为跨国公司。MGI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陈有刚预测，互联网还将使中国数百万家小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，并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，进而提高生产力。
互联网能否在国有企业中也大显神通呢？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典型的低效率企业，它们与私有企业在资产收益率上的差距不断拉大。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这点。就在这个月，中国政府推出了温和的国企改革举措，包括将部分国企私有化和小幅度的企业管理改革。前不久，中信集团将总公司的国内业务并入其香港上市的分公司，希望以此迫使中信集团发展。
这些举措有助于国有企业加速进入数字化时代。但是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，中国很多这样不痛不痒的小改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怀疑现在的这些措施是否会起到很大作用。况且，对于一个管理机制不善的企业，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是有限的。咨询公司EY曾在一项调查中询问中国的企业管理者：阻碍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？回答者提到最多的不是技术短缺，而是与文化和制度上的缺陷，比如“责任不明晰 ”和“过度的集权控制”。这些问题当然在国有企业中最突出。如果中国企业想要从互联网、数字化、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中获益，它们必须进行更多、更大的改革。（谭思）
【文章来源：腾讯科技】
扫一扫 加微信
hrtechchina
